第二阶段，后危机时代。以2018年为起点，内外部因素的重大转变开启了新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两大效应的地位发生轮换。从外部看，随着全球经济开启真实普遍复苏，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稳步推进，正在渐次修复市场扭曲，因此“信息优化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下降。相反，随着全球供给侧改革的提速，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亟需重大科技突破从根本上激活增长动力，因而对新经济的“技术进步效应”尤为期盼。从内部看，经过危机十年的高速发展，基于上一代科技革新所能优化的资源配置潜力，已经基本得到利用，“信息优化效应”的增量随之放缓。新经济亟待依靠“技术进步效应”，完成新一轮科技积淀，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才能为“信息优化效应”打开新空间。

基于此，展望新阶段，“技术进步效应”将占主导地位，“信息优化效应”则居辅助地位。遵循这一模式，新经济将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传统领域深度融合，通过大规模改造传统经济金融体系，实现科技进步对全产业链的正向溢出；通过强化创新驱动、服务经济总体，以扩大自身发展空间。从外在表现来看，这一趋势将体现为新经济的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总体复苏相关性提高。

路径依赖产生沉重后果。基于以上逻辑，随着第二阶段的开启，新经济亦需要切换到以“技术进步效应”为主、“信息优化效应”为辅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一“蜕变”并非坦途，一方面，相较于“信息优化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的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另一方面，历经危机十年，借助于“信息优化效应”，新经济巨头天然地掌握了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大影响力，特别是对信息这一新的要素资源，形成了类似于自然垄断的特殊权力。由此，新经济企业易于陷入上一阶段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