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读完陈先生的著作《六说文学教育》，感慨颇多。近年来论述教育的文论颇多，但切中时弊者少，陈先生的文章无疑属于优质。我对书中有关“诗歌与研究的对比”、对“文学史的批评和建议”、“读本的价值”以及“语文的教法”等等说法基本赞同，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首先，陈先生对如何教授诗歌、写作和文学似乎缺乏阶段性的划分。所以我特别想确定，陈先生所述观点是否专对大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呢？从六篇文章中看，似乎可以如此认定。
但很显然，那应该是大学之前学生所应该完成的事情，到了大学再来打根基，是不是太晚了呢？
当然，我不否认在大学期间，学生的确应该继续学习阅读写作等专业技巧，但绝非仅仅停留在诗歌的创作、阅读读本和文学写作的初级阶段。同时，陈先生为了凸显诗歌等文学文本的重要性，对注重研究性的做法加以抨击，其实也大可不必。
很久以前，就有人说“大学是研究学问而不是培养作家的”，但我也不同意这个说法，而是认为在大学期间，阅读写作与做文学研究之间并不冲突。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于某些人单纯把写作阅读当成了一种技巧，而不是对生活、生命可以有巨大影响和关联的经典文本。任何技巧达到精深之处，都与生命的厚度广度有关，何必厚此而薄彼？
现在，很多教育研究者已经开始借鉴美国学校的做法，将阅读写作做成分级系统，将技法与研究合二为一，从小学直到大学一以贯之。我相信这样的做法，长期来看，可以解决目前陈先生所批评的现象。
其二，诚如陈先生所说，目前的文学史观存在诸种问题。但陈先生批评的角度似乎有所欠缺，在我看来，目前的文学史现象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正如先生在文中所引陈寅恪评冯友兰的话：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之真相愈远。一则没有人可以胸中包揽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实，论及到每一个侧面，所以文学史必然是缺失的。二来从古到今，文学即使有史的梳理，但从未曾寻求“一统”。无论哪一个作者，都是“成一家之言”，都是写出自己的欣赏和品鉴而已。所以说，文学史作为参考书籍可以，但作为唯一或“唯二”的教材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举例来说，选用钱理群先生的本子还是选用夏志清先生的本子，对学生的影响会完全不同。
因此，陈先生所批评的其实“误中副车”，真正的问题是“教材唯一”论和高校教师的权力问题。
倘若教材的选本可以有数种选择，教师又有权力选定文本，是否“做文学史”根本不是多重要的问题。
其三，陈先生所述“教材重于读本”的问题，似乎其重灾区不在大学，而在中小学。比如刘小枫先生用数年的时间来讲《王制》，吴增定先生用一年多的时间阅读原文《利维坦》，都是大学里极好的例子，而在中小学，这样的现象几乎不可能出现。
退一万步说，如果在学生或教师在大学阶段的教育中，仍然处于“教材重于读本”的阶段，相信更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上。试问，倘若在中小学可以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怎么可能在大学还会遇到这么不合理的现象？
很可惜的是，陈先生在文章中谦虚的表示，因为自己能力所限，对中学不愿涉及过多。但我以为，如今教育界恰恰缺乏陈先生这样拥有专业的视野而且研究功底深厚的人，若能够舍身从大学涉入中小学，来改变教育体系中的问题，真是善莫大焉。
我所佩服的台湾学者黄武雄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因为亲历亲为整个学制，兼之在教育制度上识见不凡，难有人及，最终带动整个台湾教育界向前发展。而在大陆，尚见不到如此人物。
其四，陈先生与一些先生在慕课上的争执颇有意思，值得多说几句。首先我很认同陈先生对授课要看学生眼睛的说法，但我觉得比较适用于某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典授课，或者说非技术课，而且最好是小班制，而对比如“语言类”课程并不适用。我有很多朋友如今在做语言远程授课，效果明显比上大课更好。
对于某些基础课程，采用新技术授课同样效率极高，最不济，也可以相互补充。当然，这还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比如可汗学院的课程，授课的难度和精彩程度，远胜大陆部分地区的教师，让学生学习这些有什么不好呢？
慕课当然也会有缺陷，尤其是对于优秀教师来说，他有自己独到的授课方式和理念，技术再发达也不能取代他的作用。但从某种程度来说，技术有技术的优点，尤其是在运算比较能力上，人类根本与它不在一个层级上。我们实在无需抑此扬彼，不如分开来看，找出结合点，毕竟如今的教育在大的环境下仍然处于一种大众普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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