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王尧还把敦煌卷子藏文原文，抄成小卡片放在兜里，或在农田工作之闲，或在厨余饭后空档，掏出来琢磨琢磨。生活因为有书的存在，还是美好的、有希望的。
王尧时常记起年轻时读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他认为袁枚说出了穷苦读书人的痛苦和愿望。
（资料图片）
如今，公共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王尧特别欣慰：“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了100多年的血与火的锻炼，多少读书人、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发展。古今中外的知识传承，通过读书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公共图书馆这项公共设施，实在是非常伟大，成全了多少读书人，功德无量啊。袁枚先生地下有知，也可以另写一篇‘借书记’了。”
王尧爱书，但从不据为己有。前些年，儿子将他堆满房间的各类书籍拉到了一个寺庙存放，并将居所翻修一新，希望父母能在更好的居住环境下安度晚年。不想，失去书的生活，王尧很不开心。
这几年，王尧将自己大量的藏书，尤其是珍贵的外文藏学文献，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4年5月，王尧更是将130多包、各个版本的全套大藏经捐给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成全读书人，唯有这样处理自己的“宝贝”，才能如王尧所愿。
2011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捐书仪式，学校领导和藏学研究院师生代表80多人到会。王尧所赠图书共计500余卷（册），包括《西藏大藏经》（日本版）15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101卷，新纂大藏经《续藏经》52册，《大藏经》（法轮图标）110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44卷。
王尧在捐赠仪式上说，他非常同意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理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研究国学，就要研究包括汉学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其中，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大家认真研究。
王尧以自己的经验告诫学生，研究藏族文化，非掌握藏族语言不可，语言是钥匙。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入手，才能把藏族文化学通学精。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年纪大了，退出教学一线，但仍不忘老师之责，同学们如有藏学研究之疑，尽可来咨询。
记者再次拜访王尧已是初秋。问及生活与家庭情况，老先生三缄其口。但谈起藏学，谈起对他本人学术生涯有巨大帮助的人和事，则是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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