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刘禅对诸葛亮治国方略，不仅不拆台，反而默默做补台工作。诸葛亮发动北伐战争，刘禅并不同意，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可以说，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充分领会并严格执行了刘备的教导以及对长辈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维持了领导班子的内部团结，保证了领导集团的稳定和谐，这样最终得实惠的还是老百姓。难怪有人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可见刘禅已经具有一个政治家宽容大度的胸怀。
再次，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比如魏延叛乱被杀，刘禅对于魏延没有一概否定，而是下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魏延作为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信任程度犹胜于马超，怎么会忽然叛乱？说白了，魏延的智慧不比诸葛亮的差，不过是刚愎自用，人际关系不好，诸葛亮逝世后，诸葛亮利益集团没人制服得了，所以被杀。刘禅以“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来证明其志，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智慧。毕竟阵前叛乱，可不是能以仁德和“念前功”就可以“赐棺椁葬之”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刘禅因生活腐化，受到学者谯周和老臣董允多次上书劝柬，刘禅对此只是无可奈何，而不是一怒之下大开杀戒。从这个角度看，后主刘禅虽然没有做到从谏如流，却轻易不对大臣动刀、采取大事化小的态度，这点也非常难得。
二是刘禅“乐不思蜀”另有深意。
我们知道，历来各方专家对后主刘禅的评价一直囿于暗弱无能、贤愚不辨，其中最大的一个诟病就是不战而降、苟且偷安。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剥去伪装看内在，或许能够发现一个不同的刘禅。
说到曹魏兵围成都，刘禅心里很清楚若是抵抗，将士伤亡一定会很大，而且很可能招致曹魏屠城，使百姓跟着遭殃。为了保全子民，刘禅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开门投降。刘禅投降后，北上到达洛阳，被封为安乐公。虽然这样一来，刘禅多了一个卖国的骂名，却保全了百姓的性命名财产无忧，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此，假如我们换个角度看，刘禅的不战而降，实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此时此刻，以国人现实利益为重，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一己私利、为牟图虚名，不顾将士死活、鼓动百姓卖命的做法，在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可不是主张投降的什么派。想那越王勾践励精图治以图复国的卧薪尝胆故事，以及韩信为谋大业不惧“胯下之辱”故事，无不都说明了特殊时期特殊做法的必要性）
作为蜀国亡国之君，不仅刘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蜀地百姓幸福在内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某个西方的著名文学家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是否也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呢？我们不难看出些端倪。
其三，刘禅的执政业绩与诸葛亮评价分析
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共41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战乱年头，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可能做到的，肯定有其过人之处。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很难归结为全凭诸葛亮辅佐之功。
《三国志》也记载，刘备给刘禅的遗诏中有这么一段话：“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射君就是是射援，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诸葛亮对射援称赞刘禅的智慧，射援又将这赞辞告诉了刘备，刘备很高兴予以勉励。诸葛亮不是阿谀奉承之人，刘备也颇有知人之明，由此可见刘禅非鲁钝之人。
为了让刘禅见多识广，掌握治国本领，刘备让其多学《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并由诸葛亮亲自抄写这些书让他读；又令其拜伊籍为师学习《左传》。不仅如此，还令其学武。《寰宇记》有记载：“射山，在成都县北十五里，刘主禅学射于此。”对于刘禅的表现，诸葛亮是很满意的。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这个敏字可说明阿斗并非愚蠢之人。《晋书·李密传》中也记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
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 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在识人用人问题上，刘禅也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智慧。如魏延造反，却诬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魏延被杀后，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 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废除了丞相制。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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