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给我们相互做了介绍，说了句，“你们聊”就走了，还啪的一声关了门。我心里颤了一下，眼睛看着地。校长的侄子却不管不顾地开始了他的“演讲”：家里有什么车，父亲的生意多赚钱，母亲的工作多得劲。
我不想听他吹牛，只想赶紧结束见面。结果，他说着说着，竟然走过来就要拉我的手，给我看手相。
我顿时惊住了，赶紧把手放在衣服里，他还十分不满：“怎么这么不开放呀。”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之后，他问我一句，我就说一句，像木偶一般。我的汗水都快下来了，觉得自己像犯人一样被审问。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问我要手机号码，我撒谎说：“没有手机。”他不信。
后来校长来了问，“你们聊得好不好？”我赶紧说：“我还要跟着张老师听课呢。”校长有些尴尬，让我出了办公室。走了几步，我听见校长侄子急急地说：“好看是好看，就是太没意思了。姑，你另外给我介绍一个吧。”
我长舒一口气，脚步顿时也轻快了。
之后，校长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如今好多年过去了，往日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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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500元钱
@若水
2007年底，结束了在郑州的实习后，我只身来到北京找工作。
在表哥的帮助下，我在东五环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小单间。月租200元，没暖气，只有一张床和一盏灯。那年的冬天出奇得冷，白天我只好待在网吧，一边避寒，一边找工作。
临到年底，投出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只有几个卖保险的会时不时的问候我。眼看身上带的钱就要花完了，我改变了策略，开始在求职网站上找招聘电话，一家家打过去。
我当时只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终于约到了一家科技公司销售内勤岗位的面试。
到了附近以后，我找不到地址，只好打电话问。没想到，自己竟然记错了电话，对方是附近的一家餐饮公司，在招电话接线员。电话里的姐姐很热情的招呼我过去，我心想，那就去试试吧。
餐饮公司是在一个商住两用的楼房两层，60平米左右，没有餐厅，只接外卖。前面是个10平米大的小办公室，放着一张沙发和两台电脑。后面是厨房，前后由一个小窗口连接。
电话中的姐姐给我介绍了工作内容，主要是接听客户的订餐电话，之后在电脑上下单给到后厨。工作时间早十点到晚十点，提供食宿，月薪1000元。我感觉还行，答应先来试试。
表哥不放心一个女孩外宿，和公司协商只上白班，不住宿，公司同意了。
第一天上班，之前接待我的姐姐说自己是会计，老板过两天才来。递给我一份菜单，让我先熟悉菜名。大约有50个菜，我只听说过几个。她说：“其实常点的也就十几个菜，记住常点的就可以了。”晚上下班时，我把菜单拿回家背了好几遍，第二天到公司已都背熟了，会计姐姐很吃惊：“这么快，都记住了？”我说：“比英语单词好记”。
我正式上岗了。刚开始，接听电话还是没有那么快能找到菜品，便在旁边的本子上用简单的词记下来。挂掉电话后，再操作下单。熟悉几次后，就能边接电话边操作下单了。
过了几天，我见到了老板，高高的个子，三十多岁。听说是从中专一直自修到了研究生，现在想和别人合伙开一家新公司。
老板和我聊了一下，知道我也在自考本科，于是说：“下午不忙的时候，你可以看自己的书”。干满一个月发工资时，由于没有点错过菜。老板还包了一个50元的红包给我作为奖励。
又干了半个月，离公司年底放假还有5天。由于家里有事，我需要提前回去。给老板请假时，老板让我第二天再走。我还以为是怕店里忙，担心人手不够。结果第二天老板来了，不仅发了我半个月的工资，还预付了500元，说：“第一年毕业回家过年，总要拿点钱回去，家里人也好放心”。当时听完，我鼻子一酸，感觉自己都要哭出来了。
过完初五，我没有在家多待，就赶紧回来上班了。当年，我自考报的3门课程全通过了。
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但依然记得那50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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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实习一定能转正？
@曲木么阿佳
求职路上第一步就遭遇了骗局，还是个响当当的民企，后来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搞”个事业单位以求稳妥。(经典心情随笔 )
2009年底，学校组织了一场大型的招聘会，江苏农科院、南京植物园两个展位被一波揣着农学硕士简历的同学挤爆。我心知肚明，招聘硕士的岗位多是萝卜坑，于是没舍得浪费彩打的简历。
不过传化公司的招聘吸引了我。小时候看过传化洗洁精的广告，又有两个浙江籍舍友介绍。事业编无望，找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也不错。
一轮笔试，一轮面试，最后我与隔壁实验室的程丽、刘星接到了实习通知。
1月11号，在雨夹雪的傍晚，我们扛着被褥、拉着行李箱到了杭州。那天是我生日，虽然没有蛋糕，但我仍然偷偷许了个愿：好好表现，争取签约。
第二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宋的主任，我们的实习任务是从所有蝴蝶兰品种里挑选出合适的亲本，培育出绿色蝴蝶兰，每人要交一份育种的实验方案。
听起来高大上，但我们很快就被送到温室大棚搬了一天花盆。
晚上，在楼下苍蝇馆子吃面时，收到好友的短信，她告诉我国考可以查分了，而她从800多人里脱颖而出，杀进了“中纪委”的面试。可眼下，我只能更努力地搬花盆，以求得到传化的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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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下来，我们仨发现有点不对。我跟刘星每天在温室里搬花盆、组盆，重复单调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程丽则在组培车间不停地消毒，接种，配培养基，对她来说最郁闷的要受老员工刺刺（我们私下起的绰号）的刁难。
程丽接种的时候，刺刺在一旁呆着，宋主任进门检查工作，刺刺就把程丽从超净工作台替换下来，宋主任一走，刺刺再把程丽换回去。被算计是件令人恼火的事，与老员工吵架被录用的概率极低，程丽只好忍着。
与程丽不同，我跟刘星最大的困难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几天下来，刘星手上起了水泡，我回到宿舍两个手就不停地抖，胳膊都累抽了。
第二周，温室里来了一大波万向职业学院和浙林（浙江农林科技学院）的本科实习生。这个岗就招两个人，现在一下子多了30位竞争者。
“这是来跟抢我们饭碗的。”我们不淡定了。要更卖力一些，才有机会被签约。
他们来了后，原本一天的花盆两个小时就搬完了。接近晌午，就把苗床上的蝴蝶兰搬完了，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才知道其中竟然有大二、大三的学生。
“怎么大二大三也来实习？不上课么？”我好奇地问。
“学校要求的社会实践，每年都是这样，不来实习毕不了业。”
“那你们有实习工资么？”
“没。”
“岂不是白干？”
车间主管进来一看，我们坐在地上聊天，她一只手掐腰，伸出另外一只手的食指指着我们：“这才几点你们就不干了，像什么样子。不想干是吧？好，今晚加班！”留下学生们唏嘘一片。
“加班？总要有活干才能加班啊，这里的花都没了，让他们加班做什么呢？”一个老工人看不过，抱怨了一句。
“哎呦，传化的实习生我见得太多了，一波一波地来，一波一波地走，传化的活都让实习生干了。”一位阿姨脱口而出。
我吃惊地问阿姨，“你说的是真的？”
“每年一到这时候都有大波的实习生进来，也没见谁留下。”阿姨说。我心存侥幸，暗自安慰自己，我属于应聘实习，与他们不同。
那天晚上回宿舍的班车上，没看到白天一起干活的实习生，临下班拉来一批花，让他们加班组盆，夜里十点她们才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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