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5665/10990.html">年前的今天，前551年9月28日孔子诞辰。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的派创始人，要想研究中国古代汉文化，必须要先了解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孔子，他本名叫做孔丘，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尤其是在儒家思想被封建社会封为正统治后，他就一直被奉为“圣人”、“素王”，倍受推崇。古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而孔子的身世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历来说法颇多：有说他出生于屠夫之家的；有说他父亲是鲁国小官吏的；更有人说他根本没有父亲，他是母亲郊游时踩到巨人的脚印感应而孕才得以出生的。总之，随着孔子由普通人变成“圣人”，他的身世也逐渐变得高贵起来。
目前较为正统的观点是孔子系“野合而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叔梁纥便是孔子的父亲（叔梁为字，纥为名），“野合”指男女关系者，即“野外交合”之意。孔子名丘，字仲尼。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生而首上圩顶，故名曰丘云。”“圩”乃是凹陷之意；“丘”则是小山、土堆，是凸起之地，两字含义恰恰相反。尼丘即是颜氏与叔梁纥的野合之地，因此颜氏求子去尼丘祈祷，生子也取名尼、丘。这似乎可以作为“野外交合”说的一个佐证。但是既然孔子父母是夫妻，那么他们必然有自己的家，何必跑到野外的尼丘山的荒地去“野合”呢，有关这个问题，倒有不少说法。
根据《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了鲁国的施氏，生了九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没有儿子是备受歧视的。于是叔梁纥又纳了一名小妾，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孟皮。但是孟皮的腿残废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然而老夫少妻，在春秋时期是不合礼仪的婚配，因为孔子之父叔梁纥年老而母亲颜征年少，故两人结合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引》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年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没有办法，他们二人虽然是夫妻，只能去“野外交合”。
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这样解释《史记》的“野合”之说：“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颜征在与叔梁纥结婚时，叔梁纥已在六十四岁以上，而颜征在还年轻，因为岁数不相当，所以叫“野合”。在古代，“野合”并非像现在这样被人嗤之以鼻，相反，它是一种吉祥、美好而神圣的象征。所以在墓砖、岩画、绘画、雕刻中常有“野合图”。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后汉书·鲜卑传》载：“此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此处“婚配”即性交。
现代学者从婚姻制度考察，认为孔子所处的时代对偶婚盛行，而男子又处于当家作主的地位，所以每当花好月圆之夜，许多男女就会聚集到一定的地点，唱歌跳舞，以至幽会。《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在祝其会盟，齐侯宴请鲁公，孔子对梁邱据辞谢说：“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是弃礼也。”这里的“野合”，是在野外宴享、奏乐的意思。那时的“野外交合”，并非像现在偷偷摸摸，唯恐被别人知道，而是一种光明正大的事情。至于狂欢的场所，《墨子·明鬼》记载：“燕之有祖（通“沮”），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沮泽、桑林、云梦，就是当时的人们野合的好去处。
只是到了秦朝，这种风俗才被禁止。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禅泰山时专门刻石为戒：“贵贱分明，男女理顺，慎遵职事。” 三十七年，又在会稽刻石警告：“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逸，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秦朝的律令对后世的婚姻制度起了重大的作用，野合之风才渐次改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野合而生”是强奸的结果。“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按：指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蔡尚思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论者，他认为根据有二：一是《史记》所载孔母颜征在十分忌讳孔子父墓之所在，在生前从没告诉过孔子是谁的儿子，因此孔子才不知道其父叔梁纥葬在那里。而孔子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就是因为“野合”之事。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云“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处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二是《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的母亲因出身贫寒，其与叔梁纥“野合”而生的孔子又得不到孔氏家族承认，否则作为大夫的儿子，孔子在少年时的生活是不可能贫困的。
然而，此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驳。他们根据考证，找出了几大例证来推翻“强奸”说。他们认为，古人所说的“野合”，与强奸没有关系。司马迁十分敬重孔子，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他认为是羞耻的事，也许不会这样写。把“野合”解释为“男女苟合”，主要是现代人的说法。1936年版的《辞海》，在解释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附注：“今亦称男女苟合曰野合”。新编的《辞源》也在解释了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说：“后亦称男女私通为野合”。如果“野合”是一种强奸行为，而颜氏又耻之，很难想象还会到尼丘去祈祷神灵赐生儿子。而且，说颜氏耻于“野合”，这实际上是以汉朝以后人们的观念去揣度前人。因为，春秋时期保留着许多原始的婚俗遗风，“野合”在当时并非耻事。至于“讳墓”一事，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世家》载：“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按：孔子出生后不久，叔梁纥便去世葬于防山。）防山在曲阜城东约二十五里处，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是一个不短的距离，所以，当年幼的孔子问自己的父亲所葬之地时，颜氏很可能笼统地告诉他在城东的防山。所谓“母讳之也”的“讳”，应是指对孔子问题的一种含糊其词式的回答，而并不是有意要隐瞒事实。
至于郑玄的论断，很可能是根据司马迁的话以意发挥，增加了“征在耻焉，不告”这句话。这样”就把“野合”的含义有可能接近了强奸的意思。但是有人曾以孔子生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推知孔母受孕之时在冬季，这时野外天寒地冻，绝不会有野合之事，更不用说强奸了。尽管冬天发生的强奸案也并不罕见，但是真正的理由很简单：若颜氏是被强奸，那她肯定是希望不会致孕的，怎么还会去尼山祈祷求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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