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作者:网友 2018-10-23 点击量: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的纪元。

  

  整顿北大,践行教授治校新理念

  

  1907年,已40岁的蔡元培留学德国,在以“实干精神”着称的“莱比锡大学”从事心理学、美学、哲学研究。其间,蔡元培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选,每年更迭一次。而且,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学生从来没有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问题。

  

  回国后,蔡元培极力主张效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亲手起草《大学令》,第十六条明确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第十八条则要求:“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践行其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当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只为升官发财。那时在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的风气。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

  

  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妓院云集的“八大胡同”。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依然严重。

  

  蔡元培知难而上。“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在刚就任北大校长后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他开宗明义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针对北大的现状,强调三点:“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此举给北大吹来了最初的新风。

  

  要整顿北大的陈腐陋习,蔡元培认为“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为“民主”与“科学”鼓与呼,早已名动大江南北。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经常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即可。最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蔡元培的真诚感动,接受了邀请。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梁漱溟、鲁迅等一批饱学之士,先后被礼聘至北大,出任教职。校风的整顿和众多开风气之先的精英人物的加盟,为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提供了思想和舆论的支持。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最早向蔡元培建言教授治校的是北大教授沈尹默。“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沈尹默力主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

  

  出任北大校长第一年,蔡元培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为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教授每科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北大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当时,年仅20多岁的青年才俊胡适,便为文科评议员。

  

  从1918年起,为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学校事务,蔡元培根据《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在北大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无论教授、讲师、外国教员,都是会员。而担任各教授会主任的则为一时之贤德,如经济门教授会主任即为马寅初,他后来先后出任北大和浙大校长。

  

  当时,北大共成立了11个学门教授会,教授会对学科内部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受他人干涉。这些教授会相当于学门一级的评议会,为贯彻教授治校打好了基础。

  

  随后,北大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也先后成立。此前,北大开教务会议时,有讲英文的旧习。蔡元培规定开教务会议时一律用中文。开始时,外国教授表示反对——“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便是中国话?”外国教授无以对答。从那时起,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中文,不再用英文。

  

  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构了颇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

  

  两递辞呈:绝不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

  

  在实行教授治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学生不执行学校规定的情形,蔡元培也绝不会姑息。

  

  1922年10月,由于北洋政府屡屡拖欠教育经费,各大学财政状况大多不理想,而讲义印刷需要费用,以北大为例,此项开支便“岁达一万余元”。为此,北大评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此举未能得到学生理解,迅速升级为学生抵制学校决定的“讲义风波”。数百学生集合示威,要求学校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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