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到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的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
对这种靡丽、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时，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徵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指秦汉时所用的散体文），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但由于这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家曾是昌黎（在今属辽宁义县）地方的望族，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会抚养。可不久韩会又去世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他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年后，他才得到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奏本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师说》等传诵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得识用人才。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
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时，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后，于公元８１７年平定了持续三年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当刺史。
韩愈写了三百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
韩愈曾四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他向青年学子们宣传他的文学主张，倡导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植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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