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裏，呂布有丁原、董卓兩個義父，再加上親爹，被張飛罵作是“三姓家奴”。可是翻開《三國志》，并沒有呂布認丁原爲義父的記載，可知這件事完全是小說家言。認董卓倒是有一點根據，《三國志·呂布傳》記載說，董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正史記載董、呂二人的“父子”關系，隻此一句，遠沒有演義裏那麽明确。
《三國志》裏還記載了一些養父子關系，如劉備的養子劉封，他本來姓寇，劉備過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三國志》)曹操的父親曹嵩是東漢宦官曹騰的養子。漢順帝四年曾頒布诏書，“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宦官收養兒子，政策上是允許的。
但劉備與劉封、曹騰與曹嵩的養父子關系，與董卓、呂布之間的義父子關系相比，總讓人覺得不是一個概念。前者與後者的區别在于，前者以傳宗繼祀爲目的，劉備收劉封是因爲無子，認劉封是爲了繼嗣。曹嵩認了曹騰爲養父，以後還能襲爵。這種養子除了不是親生的，一切權利義務與親生的無異。而董卓與呂布的義父子關系更類似于結拜，所以呂布拜義父，連姓都不用改。這種“結拜型”的義父子關系在三國時期幾乎是孤例。
從南北朝時期起，義父子現象開始出現。如北魏時，“隐士趙逸來至京師，汝南王拜爲義父。(《洛陽伽藍記》)”北齊時的權臣和士開，“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北齊書》)”。到了隋唐以後，可以看到大量“義父子”現象。如安祿山先是被幽州節度張守矽“養爲子”，後來還申請成爲楊貴妃的養兒。安祿山自己也熱衷于收養義子，曾經“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餘人爲假子(《安祿山事迹》)”，蔚爲壯觀。唐末五代，認“義父子”現象更是極爲盛行，當時軍閥無不收養義子。後唐太祖李克用的假子義兒很多，甚至建立起了“義兒軍”。歐陽修在寫《新五代史》時還專門立了《義兒傳》。
從以上事例我們隐隐約約可以看到，“義父子”現象的出現與發展莫不與北方少數民族(時稱“胡人”)有關。從史料看，早期建立義父子關系的雙方或一方必爲“胡人”。這一點不難理解，漢人從先秦起就重視宗法制度，“父父、子子”關系極爲嚴明。而北方胡人尚處于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階段，“父親”的地位不算太高。史載安祿山認楊貴妃爲母，每次觐見先拜楊貴妃後拜唐玄宗，唐玄宗怪而問之，安祿山回答：“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新唐書》)既然父親不重要，因此給别人當幹兒子也就不會當回事了。再加上時處亂世，爹(兒子)多力量大，所以魏晉南北朝、唐末五代時期，我們才看到了大量胡人認義父子的現象。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回過頭看《三國志》裏記載的董卓與呂布“誓爲父子”就不會覺得奇怪了。《三國志·董卓傳》說：“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于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董卓雖是漢人，但是與羌胡關系密切，他的手下多爲西涼羌胡之兵，因此董卓是深受羌胡之風影響的。當時有人甚至直接罵他是“羌胡之種，毒害天下(《後漢書》)”。再說呂布，他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三國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頭，也是胡漢雜處之地。
而“互爲父子”在胡人、蒙古、匈奴等北方民族中是很常見的一種效忠方式，也是一種比較松散的政治聯盟。三國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大雜燴的文化熔爐。許多胡人習俗傳入中原，這也就不可避免的影響了中原人物。況且呂布還曾居住在胡漢雜處之地。因此從文化角度來講這種“互爲父子”的關系，雖然超前但卻不是不可接受。
《三国演义》里，吕布有丁原、董卓两个义父，再加上亲爹，被张飞骂作是“三姓家奴”。可是翻开《三国志》，并没有吕布认丁原为义父的记载，可知这件事完全是小说家言。认董卓倒是有一点根据，《三国志·吕布传》记载说，董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正史记载董、吕二人的“父子”关系，只此一句，远没有演义里那么明确。
《三国志》里还记载了一些养父子关系，如刘备的养子刘封，他本来姓寇，刘备过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三国志》)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汉顺帝四年曾颁布诏书，“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宦官收养儿子，政策上是允许的。
但刘备与刘封、曹腾与曹嵩的养父子关系，与董卓、吕布之间的义父子关系相比，总让人觉得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传宗继祀为目的，刘备收刘封是因为无子，认刘封是为了继嗣。曹嵩认了曹腾为养父，以后还能袭爵。这种养子除了不是亲生的，一切权利义务与亲生的无异。而董卓与吕布的义父子关系更类似于结拜，所以吕布拜义父，连姓都不用改。这种“结拜型”的义父子关系在三国时期几乎是孤例。
从南北朝时期起，义父子现象开始出现。如北魏时，“隐士赵逸来至京师，汝南王拜为义父。(《洛阳伽蓝记》)”北齐时的权臣和士开，“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北齐书》)”。到了隋唐以后，可以看到大量“义父子”现象。如安禄山先是被幽州节度张守硅“养为子”，后来还申请成为杨贵妃的养儿。安禄山自己也热衷于收养义子，曾经“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安禄山事迹》)”，蔚为壮观。唐末五代，认“义父子”现象更是极为盛行，当时军阀无不收养义子。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假子义儿很多，甚至建立起了“义儿军”。欧阳修在写《新五代史》时还专门立了《义儿传》。
从以上事例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义父子”现象的出现与发展莫不与北方少数民族(时称“胡人”)有关。从史料看，早期建立义父子关系的双方或一方必为“胡人”。这一点不难理解，汉人从先秦起就重视宗法制度，“父父、子子”关系极为严明。而北方胡人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父亲”的地位不算太高。史载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每次觐见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怪而问之，安禄山回答：“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新唐书》)既然父亲不重要，因此给别人当干儿子也就不会当回事了。再加上时处乱世，爹(儿子)多力量大，所以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时期，我们才看到了大量胡人认义父子的现象。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三国志》里记载的董卓与吕布“誓为父子”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三国志·董卓传》说：“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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