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谈论的东西不是物质，不是美女， 是现在常说的所谓诗和远方，是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自己想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大学四年把时光浪费在了很多美好，但是没用的东西上。谈话，抬杠，大量看书，四处乱转，听讲座听歌。比如我办了广院的第一个书市，第一个体育节，我在学生会里供职，和同学“承包”了图书馆一年，然后请人来做讲座。其实今天看来这些活动都是无用的，但是这些成就了我，让我成为了我。
谈感恩：“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新京报：你很感激高考。
白岩松：我特别想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1997年2月19号的早晨，我和刘春正在广州采访。那天睡梦中刘春突然把我推醒，“岩松岩松，起来，小平去世了!”
我赶紧爬起来，我们俩就出去买报纸。广州的传媒很发达，六七点钟真买到了已经上市的报纸。当时我们正在做《新闻调查》，有采访。我们把工作时间压缩了，一上午全完成。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深圳，去给邓小平的画像献花。当时我们就看到，献的花被一车一车的拉走，因为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我们俩之后又跑到深圳植物园，到他种的那棵树下又献了花。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发自内心的感谢老人家。要说改革开放还是更宏观的事情，就仅仅恢复高考这一件事，就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是生活在海拉尔这个中国最北方的人，而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是在中国几乎最南方的广州。如此大的跨度，也就是说生命的直径变大了。你从来没有想过，难道不就是因为高考吗？而高考就是邓小平主政之后恢复的。我内心的感恩是非常强的。
新京报：为什么感受这么强烈？
白岩松：中国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觉得恢复高考在中间应该加上四个字，“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公平、尊严、梦想等等。
新京报：你把学子有路和国家兴亡放到一个高度了。
白岩松：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是一本对我很重要的书。我今年重看了一遍，当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南京，灭掉太平天国之后，他首先干的一件事是恢复乡试，也就是恢复高考。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偏远乡下的一个普通家庭，正是由于清朝的“高考”，他才有机会位极人臣。他深深知道乡试对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打下南京之后，恢复了中断十二年的乡试。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气力，我理解他的心理。
所以换过一个时代，恢复高考何尝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恢复乡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学子无路，匹夫有责不就是空话吗？
不管是过去的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朝廷，还是现在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要还为四面八方的孩子、学子提供一条相对还算公平的路，就总不会太坏。
如果这条路被堵死，梦想不可能再有，尊严也谈不上。所以我觉得，恢复高考的核心就是“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我特意断了一下，不能光是一个国，还有家。
谈成功：“我们这拨人比较幸运的坐上了头班车”
新京报：你29岁就主持了香港回归的直播。这样的成功现在应该说很难复制。
白岩松：这说明国家正在变得正常，此前曾有无数的空白之地， 那么长的时间没有新闻主持人这个行当，正常吗？不正常。但是我们这拨人比较幸运的坐上了头班车，的确幸运。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而不是成为幸运儿。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个“头班车”？
白岩松：那时候人才缺到什么地步？拿一个大家熟悉的专业举例子，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83年是本科，85年是本科， 84年是专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全国各地电视开始蓬勃发展，人才严重断档，要求他们两年赶紧培养，居然中间就有这么一届播音专业的学生，两年毕业拿大专文凭。这个小例子能证明当时人才缺到什么地步。
新京报：所以你们的成长空间很大。
白岩松：现在是十年压十年，一切都在变得排队。那时候不存在加塞，咣当把你扔到空地上，你就得到了这个机会。我25岁就成为第一个在《东方时空》露面的新闻主持，相当于沙漠上突然看到了一个仙人掌，大家觉得“唉呦，绿色植物啊真漂亮。”现在郁郁葱葱，你再看到一个仙人掌，都会觉得，“嗨，这什么呀，太难看了。”
现在的新闻人一出道，25岁的时候比我那个时候水平高多了，但是现在绿树成荫，仙人掌没有以前稀罕了。不要说仙人掌，你要出头恐怕得长成更大的大树。
谈底层高考：“绝不能让上不起大学的孩子真上不了大学”
新京报：每年高考，媒体都会披露，有多少高三毕业生放弃了高考。
白岩松：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有条件出国或者说接家族企业等等原因放弃高考的。我关注的是那些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害怕上大学，从而放弃高考的。
我们广播学院八五级的同学，每年都资助十几个大学生，坚持了很多年。开始的时候觉得，传媒大学的贫困生很少，想学传媒的大部分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可是当我们真的去了解的时候，发现我们想象的太乐观，依然有很多来自贫困家庭。
新京报：怎么想到要去干这件事。
白岩松：国家做国家做的，民间也做些力所能及的。绝不能让上不起大学的孩子真上不了大学。
我每次都会跟接受奖学金的孩子说这样两句话：第一你们的贫穷是你们漂亮履历的一部分，我当初也是，别觉得我不如别人，甚至产生自卑;第二不要对我们说谢谢，将来有机会过20年去做同样的事。
新京报：每年高考都有一些中学在媒体里特别出名，比如毛坦厂中学。
白岩松：有些高考名校，我持中立态度，不一定赞赏，但是也不好直接批评。有的中学门槛很高，有很多官家子弟、富家子弟，想进去得托人找关系，费尽心思，没有一定的财富，没有一定的权力进不去。
但还有一类学校，比如毛坦厂中学，我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去年媒体炒毛坦厂炒得很热的时候，我让我们的记者去了一下。记者回来就改变了我的看法。
新京报：改变了什么看法？
白岩松：毛坦厂中学它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打工家庭的孩子。你想想，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神树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
想起毛坦厂真的让人掉眼泪。上万人守着大客车，送孩子出发去参加高考。在这样的一个人浪当中，寄托的是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甚至卑微家庭的梦想，还把梦想放在高考上，这是好事儿，别破坏它。
新京报：但很多专家学者质疑毛坦厂中学，称它是高考工厂。
白岩松：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画面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就说“看，多愚昧，还拜神树”、“不就一高考吗？还上万人送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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