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流的文章大家与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很严肃认真的。先生生前虽然帮助和提携过很多有才华的年轻文人，并留下了一段段文坛佳话，但在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所有人中恐怕还没一个人像我党著名的领导人瞿秋白那样深得他的赏识与信任。鲁迅先生生前书赠瞿秋白这样一幅墨宝来形容两人的感情与友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人格魅力让鲁迅先生这位外表及其冷峻的文人一下子大放生命的温度，用文人的赤子情怀，与秋白交往，最终成为精神与生活里的忘年交，并在瞿秋白的生前与死后给与无私的关心与帮助，这在鲁迅先生短暂的生命历程里可以说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
大凡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瞿秋白是中共早起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文人和大才子。这位来自江南水乡，风度翩翩的柔弱书生，却一反中国文人特有的书生气，奋不顾身地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依然用自己柔弱的肩头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时代，挑起了唤醒民族觉醒的重任。他在五四运动之后，孤身一人来到社会主义的故乡苏联，去亲身体验和了解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见到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父列宁等一大批苏联政坛要人。他在莫斯科加入了共产党，并以记者的身份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向国内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成为新闻界报道苏俄革命的先驱。虽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那种书卷气让他在腥风血雨的政治舞台上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表现得还是有点力不从心，因此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也总是起起浮浮。纵观秋白短暂的一生，总让人觉得他有令后人敬仰的杰出贡献与成就，也有令后人扼腕叹息的心酸与无奈。作为一个文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与残酷的历史现实中，秋白是显得过于单纯和天真了，对于政治斗争和艰难的革命实践，他从来就不是此中高手，更不会举重若轻地在政治舞台上挥洒自如。他总是用一种很善良的书生愿望去看待革命这种充满血腥的暴力行为，势必在革命的实践中显得幼稚。从政的道路对充满艺术才情的他来说也许是一种错误的选择，然而，他更喜欢的是文学艺术，可是，历史却没有让他在文学的舞台上驰骋才华。从1927年主持召开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八七会议，到1930年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为党的发展可以说是做出了其力所能及的巨大贡献。他虽然也犯过左倾盲动的错误，但错误的根源在于他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了解得不够深入，天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致。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人气息过重，看问题过于天真导致他在1931年10月即遭受到王明路线的严厉打击和政治迫害而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句话，他不该与政治有缘，他的气质，他的文弱，他的才华，他的聪慧都适宜让他去从事富有联想和浪漫的文学事业。虽然此时，他在文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建树。他醉心于文艺理论，心灵深处长着一棵茂盛的艺术大树，他喜欢用手中的笔去讴歌那些新生的事物，热情地赞美早晨的太阳，他内心里激荡着的是那些富有激情的文字。身处于旧时代的灭亡与新时代的更替的过程中，能用如此的热情和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的闯将在当时的中国实在不多。他感受着民族的命运与时代的呼唤，多愁善感的心灵与过人的才华，使他自然地在文坛上会有可观的建树，因此，“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里理应该有一颗属于瞿秋白的星座，遗憾的是，这一颗星星因为政治的原因却没有发出应有的光芒。
1931年夏秋，身陷上海孤岛中的鲁迅正高举着杂文的旗帜，带领一批虔诚于文学的年轻文人，坚守着“左联”这一文化阵地，左冲右突，于一片白色恐怖中竭力地呐喊厮杀，旌旗猎猎，杀声阵阵。谁会想到，文学会用神秘高雅的外衣掩盖着血淋淋的屠刀，文学本是抒写性灵的工具，却成了斗争的武器，成了政治的附庸，而政治考验着人的品性。在斗争中，有的人战死了，有的人隐退了，也有人“投进敌人的营垒，啃自己兄弟的骨头。”文坛上拼杀的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刀光剑影的战场；也许，正像疆场上那些擅长厮杀的英雄一样，战斗之余，眼望着阵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血流满地的景象，死一般的沉寂带来的孤独常常油然而生。没有对手的战士才是最可悲的。鲁迅是一个斗士，却也逃脱不了作为人的共性中的这种孤独。就在鲁迅陷入精神的忧郁苦闷的时候，瞿秋白敲响了鲁迅先生的家门，两双大手终于历史性，也是戏剧性地相握一起。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每天都在“忍看朋辈成新鬼”的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鲁迅义无返顾地为秋白挺身而出，经济上接济他，生活上照顾他，甚至让秋白避难于自己的家里以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今天想来，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更要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难怪毛泽东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确实是有道理的。鲁迅对这段时间与秋白结下的深厚的友谊欣然挥笔写下那著名的一联以赠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由此可见鲁迅对这位朋友的钦佩之情真是非同一般。世俗中，“同甘苦”的朋友多，“共患难”的朋友少，鲁迅算得上是一个能与朋友“共患难”的人了。而秋白呢，在以后写给鲁迅的信件中也深情地流露出对鲁迅给予自己的友谊的怀念：“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他们的友谊佳话也成为友谊史上的经典，常常是那些论及友谊的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事例。
1935年10月，当红军长征仅仅过了半年，瞿秋白就在江西落入了敌人的手掌，逮捕他的是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而宋希濂又是他在上海从事教育的时候亲自教育过的学生。历史常常是很滑稽的，一方面，是老师规劝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一方面是学生用镣铐禁锢了老师的自由，想来真的让人顿生哭笑不得之感，唏嘘不已之叹，人对自己信仰的追求可以不顾一切人伦关系，而一切人伦、社会关系在信仰面前又显得如此苍白贫弱。于是，这位学生执师生之礼，规劝他放弃共产党的主张，可是，秋白不为所动，还坦荡高雅地在监狱里写下了《多余的话》以表白自己的心迹。对于自己信仰的追求，秋白是坚定不移的。一介书生的执拗竟然让权势者胆战心惊，使得蒋介石恼怒地下达“就地枪决”的命令。历史上有许多壮汉、豪客、英雄，义士，甚至无赖，不管他们一生做了什么，临死时的一些“壮举”豪迈得确实可圈可点，然而没有一个像秋白那样从容自如，坦荡磊落，神态安然。其坦然的程度，有1935年上海的《大公报》记载为证：“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菜肴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读罢这些文字，可见为文者，对死者也是怀着一种万分敬仰的心情。人活着就应该有信仰，秋白虽然不适合从政，但他还是为了他心中的主义和信仰，而从容赴死的。看似文弱的书生，却有着比钢铁坚硬的骨头。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为了纯洁的信仰，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慷慨赴死。这结局太过于壮烈了。回眸人类历史，有骨气的大英雄很多，没骨气的变节者也不在少数。瞿秋白以一介书生之形象投身革命，虽没有驰骋疆场，奋勇战死，却用自己内心的浩然正气向他的敌人证明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内心无比强大的精神气场。不过在走向刑场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还有话要留给这个世界，于是借助自己所擅长的文字将一篇《多余的话》留给了这个他曾经眷恋的世界。在这篇绝笔中，他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对政治的厌倦，作为灵魂的解刨，他为自己政治道路的曲折和文学抱负的无法实现感到苦闷，于是用文字进行了最后的心灵独白。正是这些表达他人生真实想法的文字让人们从人性的角度看到了一个心灵高尚而又纯洁的瞿秋白，也正是这些文字让别有用心的人将他一度从光彩照人的革命英烈也拉进了叛徒的行列。同一个秋白，就因这《多余的话》，死后冰火两重天，在人们眼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每每想到秋白，我的心情格外复杂。我很难把一个风度翩翩的文弱书生形象，与一个性情刚烈的革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可这两个形象，偏偏集中在瞿秋白一个人的身上，并在生命终结的那一刻，文人的赤子情怀又来了一次赤城的袒露，这让人们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革命家形象不由得产生了怀疑。一个在敌人屠刀面前没有任何变节行为，慷慨赴死的职业革命家临死之际难道表露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让世人明白一下其真实心态的善良动机也值得怀疑吗？对此，我始终不明白。假如没有《多余的话》留世的话，瞿秋白的烈士形象也许更高大和完美一些，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瞿秋白也深知这一点，但他却还是不顾个人的名誉给后人留下了一篇袒露真实心迹的真情表白，通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了瞿秋白为人的真性情，他不趋炎附势，不做作，不粉饰，不世故，其人格的高尚与可贵之处非同一般，中国文人的真性情在这些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每每想到秋白，心中总有几份凄美。凄美的回忆，淡淡的惆怅。秋白一个用真情拥抱社会，面对现实的文人，死后却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情理解和真心面对，这不能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的一种悲哀。斯人已去，精神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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