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或是这个水乡小镇自古蕴含着浓重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影响着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质朴，达理的两位妇人，省吃俭用，用辛辛苦苦换来的纹银，同时供养两个孩子接受着当地学堂教育。一对原本出身贫寒几近夭折的异乡娃，在纯朴善良、恪守旧时代礼教且辛劳不迭的两位妇人的教化和养育下，渐渐长大成人。他俩日后成为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当时的新塍镇，如同一叶船浆搅动了宁静的河面，泛起层层浪花。在那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新社会的洪流中；我的祖母成为公私合营后合作社的一名社员，太祖母则深居简出，料理起一家人的家务。
镇上的年轻人尤其按捺不住躁动的心。这一年，父亲16岁，和镇上的几个伙伴说服家人，报考了军校。面对眼前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两位老人深明大义，未加阻拦，就这样，父亲穿上军装告别了故乡和终将为他牵肠挂肚的家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父亲走后，在母亲的要求下，祖母为母亲报考了县城的师范学校。就这样，家中平时又只剩下太祖母和祖母两个妇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逐步展开，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相继成立，急需从全国范围的军队院校及地方政府部门征招一批年轻干部进入各部委办，我的父亲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脱去军装，来到了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两年后，母亲从县师范学校毕业，自然也离开了家乡小镇，来到北京，进入父亲所在的部委工作。那个时期，有文化、政治背景不复杂的年轻夫妻或恋人同在一单位的现象非常普遍。可没过多久，毕业于师范专业的母亲一心想从事幼教工作而离开了她所在的部机关。
这一时期，留在新塍镇的太祖母和祖母与我父母亲的音讯往来，全凭一纸书信，好在祖母识字，而且她的字体规整，这是日后父亲不止一次的对祖母书写的评价。
父母亲于1958年在北京成婚。一年后，我出生的消息传到新塍；闻听曾孙的降生，太祖母乐不可支，祖母兴奋异常，这无疑对两位老人来说是天大的喜讯，祖母甚至没有过多地考虑，就辞去了合作社的公职，将房屋和家产托付给镇上的世交，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和太祖母一道，一路舟车劳顿赶往北京。对于前半生未曾出过远门的二老来说，想必心中充满的喜悦之情早已冲淡了他们对故土的眷恋和将要身处不熟悉的北方生疏环境的忐忑。
从江南小镇到远隔千里的陌生都市，从一家人的合合分分，到祖孙4代在北京的聚首，时间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包括粮食、副食品在内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同全中国千万家庭一样，我们这个大家庭同样生活得相当清贫，父母的工资，除去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外，还要每月将计划好的部分生活费寄给濮院他们各自的亲生父母，以尽孝道。那几年，从半生坎坷，清贫寡欲的故乡生活中走过来的两位老人，面对艰苦，泰然处之，心如止水，日复一日，井井有条地默默打理着全家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年幼的我，而我已成为两位老人心中莫大的慰籍。
随着妹妹的降生，家中又多了一份欢乐。一双儿女让我的父母心满意足，也让我的太祖母和祖母两位老人笑逐颜开。清贫的生活无碍这个4代之家的其乐融融。
自我记事起，让我最依恋的就是太祖母，现在回忆她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一副典型江南老妇人的仪态，矮小瘦弱的身材，肤色很白，消瘦的脸庞，深深的眼窝，一头已显稀疏的银发，打理成一个髮结，利落地盘在脑后；常年一身打了补丁的青布侧襟衣衫整洁平顺，裤脚被长长的袜带绑裹，一双因裹足形成的三寸金莲，昭示着她所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和妹妹自幼称呼她“太太”，太太由于小脚行动不便，几乎不迈出家门半步，更是因为语言不通，凡是有邻里造访，老人家总是彬彬有礼的起身向来人投以友善的微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拘谨地找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坐下，一言不发，但也不会向平素那样自顾着做她的活计，而是平静地关注家人与来客的交谈，尽管她不曾听懂半句。
平日里，老人家沉稳安静，总是在不停的弓着瘦小的脊背，带着老花镜，埋头做着针线活，似乎有补不完的全家人的布草；一双小脚悬在床边，凝神中，眉宇间形成一道深深的沟纹，身旁摆放着一只从老家带来的表面已经磨得发亮的紫红色藤条笸箩，里面放满做针线活的家什和碎布头，还有两位老人的一些日常用的梳子，发卡，簪子、记账的簿子和一些已经记不清的小杂物，其中一把“张小泉”的剪刀，至今仍保留在北京的家中。我和妹妹对这个笸箩存有莫大的好奇心，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在其中翻来翻去，总想从中寻找到感兴趣的玩意儿。而我乐意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帮太太纫针线。太太没有文化，喜欢家人和她聊些家常，但她很善解人意，从来不向父母问这问那，生怕晚辈不好回答而尴尬。
在两位老人身边度过幼年时光的我们兄妹俩，自然能说得几句新塍方言，也愿意听两位老人为我们讲述那些早已记不清楚的故事和传说，听她们哼唱谁也听不懂的家乡小调。太太喜欢我和妹妹缠着她玩耍，每当我俩调皮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叫她“塔踏”（嘉兴方言“太太”的发音）时，总能感受到她老人家发自内心的欢乐和满足感。
太太每天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为的是准备一家人的早饭。那年月，早饭很简单，顿顿是玉米面粥，腐乳和北京辣菜。日复一日，总能在凌晨时分，看见太太椅坐在厨房炉灶一侧的墙壁旁，将一只手一次次伸进放在膝前的粮袋，一把一把将玉米面慢慢撒入一锅沸腾的开水中，另一只带套袖的手，执筷子不停的在锅里搅动，锅中的玉米粥逐渐粘稠起来，泛起的气泡不时突突迸溅到她布满老年斑的瘦小的手背上。多年以后，我问及玉米粥为何如此做法，父亲告诉我，老人家相信这样做可以让粥能多出些数。尽管那时我尚年幼，但这情景，至今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祖母那时并不老迈，和太祖母的性格有着鲜明的不同，人很泼辣，喜好言谈，只是因语言障碍，多少限制了她与邻里间的顺畅交往；齐耳的短发和一双幸免裹足的大脚，显得干练有加，说话从不轻声细语，也不太在乎人们对她的南腔北调表现出的诧异。由于性格使然，祖母有时也会因家务琐事和父母产生些小的言语冲突，每每此时，太太总会叫一声祖母的名字，示意她休矣。而一场争吵竟会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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