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回想当年，’凡是’论使中国的改革几乎化为泡影。幸好一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及时爆发，才使被文革颠倒的是非又颠倒过来，躲在两个’凡是’光环之后的荒谬得以揭示。今天，类似的提法以底线轮的面目卷土重来。例如，要求国有资产必须占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反对在市场面前一切所有制都必须平等竞争）；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持土地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拒绝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特别是邓小平公开提倡的党政分开，并认为是他对改革理念的一项主要贡献，已被党必须领导一切这一底线所代替。人们要问，所谓‘一切’，包括科学规律和自然规律吗？如果党必须服从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则党必须领导‘一切’如何成立？显然，盲目推行这条底线，必然导致再犯大跃进和文革年代的唯意志论大错。下文详加分析，为何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条底线同样无法成立。
上述这些似是而非的底线论，使得改革动辄得咎。被所谓‘颠覆式’错误吓破胆的人只能宁左勿右。为了防止中国再次作茧自缚，为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回到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底线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其实，这个问题已被《决定》回答，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如果能回到这份《决定》上来，就能超越许多似是而非的底线轮，集中精力找出这种经济体制的最本质特征，并按这种特征推行各种改革。以下论证，只要这个核心任务没有完成，改革必定蒙上不公正的污名，改革的红利必定难以普惠大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及其后代，也必定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继续被视作非市场经济而蒙受歧视。
II重温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配置，就是通过价格波动引导资源自由流动和组合。其中，要素价格的形成又是关键。一切产品的成本价格可分解为要素价格，即工资，地租，和利息之和。要素价格错了，一切产品的成本价格自然都错。在开放经济中，汇率，即以本币衡量的外币价格也至关重要。汇率这一价格错了，国内价格体系再准确，转成国际价格时必然发生系统性扭曲。
要避免要素价格和汇率的扭曲，必须允许要素和外汇的所有者基于自利的考虑，对各种影响价格的因素作出趋利的反应。这就要求允许自由交易。如此，要素才能不断从价值低的组合向价值高的组合流动。这是一个反复试错和博弈的过程。要素在企业间，或产业间自由流动，寻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同时，国民经济总值也趋于极大。
所以，如果像《决定》呼吁的那样，真心希望要素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就要允许所有的要素自由交易，不要再假心假意，虚与委蛇。只要要素的价格无从产生，要素就无法为市场配置。由政府定价的要素市场一定是伪要素市场，其效率一定低下，其供求一定失衡，其目的也往往并非盈利，而是实现党政领袖的政治目的。这就必然引起国际社会对不公正竞争的担心和对中国的真实意图的猜疑，而难以接受。
其次，要素的所有权必须尽量分散。原因如下。三大要素中除了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存在于劳动者自身的肉体和头脑之中，可由劳动者自己决定供给外，资本和土地这两大要素都是物，本身并不具有基于自利的思维和决定流动的方向，只有要素的所有者才有如此的能动性。资本和土地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形成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要素市场的顺利发育取决于产权是否分散，供需双方是否拥有界定明晰的产权，拥有自由叫价的权利。如此，才能形成竞争性的均衡价格，并随时吸收每时每刻发生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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