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三权分置的理论无法回答上述批评，对土地制度的理论探索就没有完成。也表明，底线不应该设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某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所有制上。当年，将农民的口粮通过公社大食堂全部集体化，又将这种强制性食堂比作共产主义。这种提法使农民对公社食堂的弊病噤若寒蝉，结果引发恒古未有的大饥荒。这种历史教训不能轻忘。所以，我们的底线应该是，不能让一个农民因为不能获得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产权而无法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不能让阿喀琉斯之踵继续下去。底线应该建立在效率和公正之上，不应陷人们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之中，让清谈误国，改革空转。
用市场经济的视野找回改革的动力
尽管改革开始于农村的大包干和乡镇企业，进入1990年代后，官方的视野里对市场导向的改革动力已视而不见。中国经济发展的合法动力主要来自开放带来的倒逼。不过，在官方视野之外，改革的自发动力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汹涌澎湃。只是决策者对之视若罔闻，甚至施以高压，力图使之消失于无形之中。这和大包干和乡镇企业初现端倪之时，最高决策者克服内部争议，很快表示同情和理解，继之以提供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的作法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尽管在今日决策者眼中，市场的自发动力往往被视为非法，芸芸大众被视为低端人口，市场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冲破这各种阻力，悄悄进行。以两大要素市场为例。
非正规的劳动市场
迄今为止，已有高达二亿七千万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不请自来，自掏路费，自找住宿，并勇敢承担城里最脏最累的工作。这是劳动市场上一股强大而有序的自发动力。可是，官老爷们硬是不承认他们在打工所在地有定居的权利。若问进城多年的农民工有什么中国梦？难道不是希望在打工所在地落户，实现家庭团圆，进而使自己以及子女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政治和经济权利？难道这不是共和国成立时給他们，却迟迟未能实现的最起码的许诺？如果这样起码的许诺都不能兑现，强国梦对他们而言，有何意义？
非正规的土地市场
亿万农民工进城后，竟然一个也没去找政府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他们不是悄悄住进了工棚，老城区的阁楼和地下室，就是到城中村落脚。各地城中村中方兴未艾的小产权房正是郊区农民继大包干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巨大首创。他们敏感地捕捉到农民工对住房的巨大需求，急市场和政府之所急，冒着巨大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用自己的钱，自找建筑队，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农民工租得起的住房，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可以顺利进行。可是，他们的善举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赞许，而且所兴建的楼盘也被政府根据现行土地制度判为非法，为此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强拆，企图将城中村赶尽杀绝。成为对比的是，各地政府对农民工所需的廉租房和廉价房，却又迟迟不见动静，仿佛农民工可以不需住房便为城市提供各种劳务。
亿万农民工的自发进城，小产权房和城中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代表的是改革的自发力量，却越来越游离于政府对合法性的定义之外，甚至成为消灭的目标。由此看，朝野的改革目标似乎在日益分道扬镳。难怪在合法的范围内，改革的动力日见消退。所以，改革的突破口必须以民众的切身利益为优先考虑，努力扩大参与改革的群众基础。以大包干和乡镇企业为例，改革初期的动力无不来自民间的自发，而非政府的事先设计。上面以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为例，说明要素市场的发育也应珍视民间的自发动力。和官方改革的一潭死水相反，由于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非正规的劳动和土地市场上呈现的却是一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景象，包含了巨大的能量。希望维稳至上的官老爷也能用市场经济的视野，好好欣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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