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市场条件下，这两种效应才不会首先逼走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的农户。理由如下。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并允许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城市工资只需略高于农村的平均工资（刘易斯称为制度工资），城市便有源源不断的农村移民，使城市工资不会持续上升，除非真正抵达刘易斯拐点。面对这种前景，劳动边际产品较高，又能稳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民自然不会带头弃农，因为机会成本太高。
土地市场的配置也会按照类似的顺序进行。一般来说，来自土地的边际产品最低的农户，对土地的出价必然最低，因而较易出售土地，进城打工。这个过程也是挤出效应的一部分。可见，只要有土地市场的帅选，农村留下的必定是经营土地比较有效的能手。随着土地向他们集中，其劳动边际产品必定也会越来越高。
只要农民的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和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相互接近，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可知，留下的农民必定能获得全国的平均收入。问题是应该留下怎样的农户。要刘易斯模型的结论成立，不但要有城市部门持续扩张，而且要有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同时存在。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同时存在，才不会使城乡收入差持续扩大，患上阿喀琉斯之踵。可是，恰恰在城市部门迅速扩张的年代，迟迟不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致使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未能迅速发育。改革的严重滞后使中国模式必然患上阿喀琉斯之踵。原因细述如下。
首先，现行土地制度强制性规定，农地必须集体所有，却又根据各户在村总人口中的比重，平均分配土地承包权。农户仅凭集体成员身份获得土地。于是无效农户有动力滞留农业而不用担心被挤出；能干的农户眼见无法稳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无法致富，反而流往城市。因此，土地配置和效率无关，挤出效应丧失，使刘易斯模型的预言在中国失效。农村成为劳动边际产品较低的老、弱、病、残、妇人口和留守儿童的滞留地。
其次，户口制度使拉出效应大打折扣。城市虽然得到农村的青壮劳力，但又设立很高的定居门槛，加上腾贵的地价和房价，使他们绝大部分无力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定居,并处于妻离子散的状态，难以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并使下一代融入市民社会。结婚育儿，或年老力衰后，很多人被迫流回老家，使农村老弱病残妇的人口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近来政府提出扶贫。但上文指出，只要土地和劳动市场缺位，扶贫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只有短期效应。长期来说，补助少了，不解决问题；补助多了，农村贫困人口更无动力外出打工，农民工也会辞职回乡，追抢补贴。长此以往，政府如何负担？滞留于农村，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为主的将近4亿人口，以及将近3亿农民工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已是中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必将带来的最严重后果。
三权分置无法构成市场导向的土地制度的理论基础
二元结构根源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和顽固性。原因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至少存在要素市场，二元结构只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问题。中国则除发展阶段性外，又有制度性的二元结构，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并存，而要素市场恰恰至今都没有发育好。刘易斯模型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成立的结论恰恰在中国失效，说明要化解阶段性的二元结构，首先必须化解制度性的二元结构。四十年来，由于在这一点上顺序搞颠倒了，中国经济虽长出巨人的身躯，却留下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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