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衡量，就能理解，中国远未完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改革目标，就是要从由官僚行政机制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决定要素配置。唯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要说底线，这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底线。这样，国际社会才会心服口服，视中国经济为平等的一员，不会动辄枝节横生，兴师问罪。

III 农村沉淀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成为中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

早在十多年前，一些经济学家高调宣布，中国已经抵达刘易斯拐点。由刘易斯模型知道，农村生产力提高越快，城市部门增长越快，不但可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越多，城市能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会越多，因而城乡收入差的弥合所需时间也会越短。四十年来，这些难得的条件同时出现在中国。可是，中国是否真地利用天赐良机，抵达了刘易斯拐点呢？

从刘易斯拐点的原意来看，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抵达表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应该完全吸收殆尽。这意味着农村的人口不应该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生产骨干将由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担任。如果抵达刘易斯第二拐点，则农村人口应该进一步减少，劳动的边际产品低于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应该基本进城，剩下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务农纯收入应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的人均收入接近弥合。从农场的规模和效率来说，不管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平均来说应该越来越大，劳动效率应该越来越高，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

可是，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未全面现代化。农民的平均收入远低于城市。农村缺乏内在活力。人口日益由老、弱、病、残、妇，以及高达好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组成。根据陈锡文（2015）的研究，中国农业本身还面临以下四大难题。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