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虽然对失败的户口制度不再以美言修饰，对土地制度却裹以底线轮，拒绝彻底抛弃。根据十九大决议，土地的三权分置被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所谓三权分置，指在保持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其成员可以凭着成员身份自动拥有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并有权在承包期内将经营权向非集体成员或公司转包。概括而言，三权分置的设想在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合法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三权分置理论其实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980年代后期，政府就提倡土地向种地能手流转，因而在政策层面上，已经允许进城打工的农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转包给村里农户。外出打工的农户事实上也是这样作的。决策者当时的期望是，进城农民会归还土地，集体可让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四十年后看，这个政策失败了。理由很简单。既然凭集体成员身份能免费获得土地，为何放弃土地承包权？于是留下老弱病残妇，承包土地。同时，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主动归还土地者得不到任何补偿，又有谁进城后会自动将土地归还集体？
早已失败的土地制度想用底线论重作包装，结果可想而知，一定使阿喀琉斯之踵更为脆弱。由于以下理由，这一设想无法构成符合市场理念，并能实际操作的新土地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现代经济学的结论互不相容；和宪法的有关规定存在冲突；违反党关于集体化必须自愿的原则；违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无法切断土地和人口的联系，因而阻止土地的有效利用。显然，推行这套土地制度，并不能化解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土地集体所有作为三权分置的底线，违反了要素应该借用一切所有制的形式，在自由流动中获得最佳的组合，以达到最大增值这一经济学原理。城市经济部门允许私有资本和私有企业的存在，并受宪法保护。为何在农村就不允许农户拥有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生产资料？将土地集体所有作为底线，也违反宪法规定。根据宪法（第10，12和17条），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并受宪法保护。根据这些规定，农民集体和任何一个大家族一样，有权内部解决财产的处置，乃至分家，政府无权干预。如果集体之间愿意重新配置各自的土地，以便提高生产效率，应该有权自由买卖各自土地，只要没有改变农用，政府无权禁止。现行宪法以便规定集体不准自由买卖土地（第10条），同时自称保护集体财产（第12条和17条），自相矛盾。集体无权自由买卖土地，又如何产生农地的真实价格？没有农地真实价格，又如何让市场决定性地配置农地？这不是叶公好龙，并违反18届3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吗？
现有农村集体的地界形成于公社时期。公社的无效性不但早被证实，为农民厌恶和抛弃，也为经济学研究所反复证明。既然无效，公社及其各级生产组织（原来的大队和小队，现在的行政村和自然村）形成的地界为何会有效呢？理由何在？如果某个农业集体生产无效，领导滥权，成员希望带着包产到户所分的土地退出，另组新的集体，甚至单干，从效率和公正的角度，有理由禁止这种自愿的决定吗？禁止的经济学根据在那里？党的自愿原则在那里？三权分置的理论却先验地规定，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是底线，理由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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